《遭遇发展》（Encountering Development: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Third World) 1995年第一次出版，之后成为了后发展（postdevelopment)、发展批评(critical development)的经典之作，对世界发展研究产生深远影响。在这本书中，作者阿图罗·埃斯科瓦尔运用discourse analysis批判了发展话语和表征的制造，并深入呈现了其在发展中国家的宰治和影响过程。2012年，该书再版，埃斯科瓦尔为之撰写了一篇新的序言。站在新的历史情境中，埃斯科巴尔不仅回顾了90年代后期到21世纪初期世界的重大转变，更是对世界转型的方向、替代发展模式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他将多元世界（Pluriverse）作为一个未来新的世界图景来替代资本主义世界所塑造的单一世界（universe)，而这一理念在拉美一些国家的宪法中已经开始体现，他认为，这就是发展真正的方向和未来。我们选译了这篇新序言，希望能为在2020年挣扎和动荡中的世界，带来一些启发。原文有五小节，我们在编辑过程中，对原文进行了删改精简。
作者/Arturo Escobar
自该书首次出版以来，已过去了15年。而我写它的希望和意图并没有改变，相反，它们在随后的几年中变得越来越强大，对发展的批判性分析在今天同样切合实际。在世界许多地方，“发展”仍然是主要的社会和文化力量，却依然有人在发展的世界找到了一种替代生活方式，也有很多人就发展的不同方面进行着学术研究。最重要的是，推动我撰写“发展的发明(the invention of development)”和想象1980年代末期和1990年代初的“后发展时代(postdevelopment era)”的政治动力仍然存在：我认为发展仍在文化和社会统治策略中发挥作用，即使当今学者对这些策略如何运作、自己的目标如何发展有了更加深入细致的想法。当然，正如我将在之后详细讨论的那样，我对主题的看法已在重要方面发生了变化。
Important World Transformation
重大的世界变革
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从发展研究的角度来看，这一转变有最重要的三个因素：首先是中国（在较小程度上是印度）在全球经济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其次，在2001年9月11日对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的袭击以及2003年3月对伊拉克的入侵之后，全球地缘政治（global geopolitics）发生了调整。第三，所谓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的终结，即自1970年代以来似乎统治着世界经济的一套思想和制度实践的终结，其通常被称为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还可以说，真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和中央计划经济的解除是第四个因素，它始于1980年代，在1990年代变得不可逆转。这些因素是相互联系的，而非构成一种历史序列。 首先，伴随着对经济自由化的内在关注，中国自1970年代末以来一直紧随其后，发展研究开始在中国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开始出现，例如，迅速增长的不平等、环境破坏、农村排斥、边缘化和贫困（参见，例如Long，叶敬忠和王伊欢，2010）。中国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影响力与其经济实力并驾齐驱，对非洲发展产生了特别显著的影响。尽管有些人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虽然是由国家精心策划的，却与华盛顿共识类型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相辅相成；但另一些人则认为，实际情况的特征是多种经济形式的复杂结合，只有其中一部分可以被描述为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liberal or neoliberal）。 第二，无可争议，9·11事件之后出现了新的地缘政治形态（geopolitical formation）。从发展研究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所说的发展的证券化（the securitization of development），换言之，将反恐战争中的安全概念与发展中的人类安全框架混为一谈，以破坏和限制人类安全框架中的潜力。第三，华盛顿共识的终结最明显地反映在拉丁美洲的“向左转”中，即自1998年以来席卷了多数地区国家的左翼政府浪潮在明确拒绝过去几十年的新自由主义教条中当选。最后，真实存在的社会主义（really-existing socialism）的消亡对发展议题产生了模棱两可的影响。一方面，这种消亡表明，社会主义模式（socialist model）共享了传统资本主义发展的许多前提，因此为后发展（postdevelopment）的思想提供了支持；另一方面，它也有助于巩固“没有其他选择”的观念，并因此削弱对替代发展方案（alternatives to development）的讨论。
当然，自1990年代初以来，世界经济、地缘政治和全球意识也发生了许多其他重要变化。譬如，信息技术、环境危机、以及影响深远的2007金融危机。另外，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宗教原教旨主义（religious fundamentalisms）的增加也应被认为是最显著的转变之一。在某些国家/地区，它涉及对后9·11政策的抵制和对西方现代性的拒绝。 《遭遇发展》第5章主要涉及农民、妇女和环境。如今，这三方面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虽然农民不再像过去几十年那样成为发展的中心，但最近也出现了对农民和农业研究的再次关注，其中包括对农村的概念化（例如，避免农村/城市、传统/现代的二分法）；农民身份（考虑到跨国移民、性别和种族的影响）；以前尚未研究或研究不足的问题，例如转基因作物、保护和粮食主权；关于农民社会运动的研究，也远远超出了农民作为激进革命主体的形象。作为发展的特殊主题，如第5章中讨论的妇女参与发展（WID）和性别与发展（GAD）的论述，于今成为了发展的主题、对象。即使大多数针对妇女团体的发展工作继续集中在重要且主流的议程上，例如经济中的赋权，妇女、性别与发展的交集，但在过去十年中，妇女发展仍然为进行重要辩论和发展新思想提供了丰富场所。环境领域也许是发展中最重大的变化，可以说，发展已经成为政治生态学的中心问题，反之亦然，即环境问题已成为发展的中心。 在过去的十五年中，发展条件转变的一个方面，最重要却常常不为人知的是，知识的种类和用途不断增加并带来巨大压力，其主要包括什么知识在发展中以及为了什么目的而发挥作用。总体上，这些转变影响了社会理论，对新理论感兴趣的人的数量已经大大超出了（主要是global north的）学术界惯有的研究者。如今，学院派之外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活动家和知识分子都有为理解世界（包括发展）的替代方案而贡献力量的冲动。这种趋势在社会运动研究领域（以及我们将要看到的变迁研究）中尤为突出。在这一领域中，活动家们自己的研究和知识生产对于理解什么是运动、为什么动员以及他们希望带来什么样的世界变得越来越重要。发展研究的学者对项目受益者所产生的知识有所了解，尽管它们主要是在“本土知识（local knowlecge）”的幌子下进行的。然而，他们尚未将这些新见解有效地纳入其理论制定和干预措施设计中。 在继续讨论之前，我想提出重要性的最后一个方面：经济话语与整个发展机制（development enterprises)的相关性。我认为，在这一点上讨论的匮乏本身就是某种世界经济概念的自然霸权（naturalized hegemony）。在第五章中，我称之为“增长与资本的故事”，由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其他方面称为“西方经济”的发展经济学，即生产、权力和象征意义的紧密结合，构成了现代性的最基本支柱之一。发展经济学几乎已经死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已被金融危机所震撼，但个人在市场、生产、增长、资本、进步、稀缺、消费不受阻碍。这些“自然化”的话语破坏了许多（即使不是大多数）关于可持续性和迈向后碳时代（a post-carbon age）的提议。因而经济的去自然化（denaturalization) 成了比较活跃的工作领域，譬如，超越资本主义的、对多元经济和社会与团结经济(social and solidarity economy)的想象。Esteva挑衅性地说道，“在发展时代被经济社会边缘化的人们越来越致力于经济的边缘化”（2009：20）。
对多元经济的想象是打破对经济理所当然的固有理解。图片来自Upstream。
Discourse of Transition: Emerging Ttrends
转型话语：潮流渐起
围绕转型展开讨论是时代的标志，也反映了当代危机的深度。可以肯定的是，关于危机和转型的论述在西方有很长的家谱，无论是以“文明危机”为幌子，向资本主义或从资本主义转型、世界末日的启示性愿景、突然的宗教或技术变革，还是科学小说叙事。在我看来，“转型话语”（Trasition discourses，以下缩略为TD）如今正在以特别丰富、多样和密集的形式出现。转型研究和转型行动主义已经成熟。值得注意的是，有关该主题的文章不仅仅限于学术。实际上，最有远见的TD思想家往往在学术之外。TD的出现有多种形式，主要是世界各地的社会运动，包括一些公民社会的非政府组织、一些新兴的科学范式以及参与重要环境和文化斗争的知识分子。 与之前的TD相比，当前的TD浪潮存在一些根本差异。Santos（2007）强调了其中两个差异，首先，即转型/转译（translation)过程不再由一般性大理论(general theory) 主导。第二，今天的转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晰地涉及到复杂的认识论过程（包括跨文化和跨认识论的）。第三个因素是其自身的暗示，那就是转型/转译是有多重本体的（multiple ontologies)。换句话说，转型包括从对世界作为统一体（universe）的现代理解，转向作为“多元世界”（并没有预先存在的普遍性）的理解。如果前者在一套（以欧洲为中心）的普遍原则下享有经济和文化融合与同质化的特权，那么后者则基于共同的生态和政治理解，主张在多个文化世界之间实现交流。 与以前的历史阶段相比，全球体系也正在形成根本性的差异。转型的特征将取决于哪种世界观占上风。这过程中关键是要预见即将发生的危机，设想替代的未来并做出适当的选择。转型范式重新定义了人类非物质方面的进步。它强调了相互联系，并设想了非物质化的生产，福利与消费的脱钩以及新价值的培养（例如团结，道德，社区，意义）。最重要的是，转型范式涉及以价值为导向的替代性的全球视野转变，该视野将“工业资本主义”替换为“文明的全球化”。
社会运动也是转型话语的形式之一。图片来自Shutterstock
America Latina: Toward a Pluriverse?
拉美：通往多元世界之路
因为对“发展”开创性的诠释方式，2008年颁布的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宪法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而厄瓜多尔更是提出了“自然的权利”（the rights of nature)这一概念。需要强调的是，这些宪法是过去十年来尖锐而复杂的社会、文化和政治斗争的结果。他们的宪法提出了一种新的发展观，其中心思想是sumac kawsay (克丘亚语)、buen vivir（西班牙语），或者用英语说即"美好生活"（living well）。正如厄瓜多尔宪法最重要的一位起草者所言，这一思想对之前六十年的发展观念进行概念性颠覆。除了宪法宣言，“ Buen Vivir提供了共同建设一个新的发展体制（new development regime)的机会”。 尽管宪法援引了许多资料作为这一概念的基础，包括对发展和后发展，以及女权主义、生态与人类发展框架的批判性分析，但最重要的却是本土组织（indigenous organizations)。凯瑟琳·沃尔什（Catherine Walsh）指出，“Buen Vivir的整体视野和基本条件是数百年来阿比亚·亚拉（Abya Yala）人民和非洲侨民的后裔(diaspora)的宇宙观(cosmovisions)，生活哲学和实践的基础；现在，它们被重新理解为重新建立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国家和社会的指南”。正如西班牙发展评论家托尔托萨（José María Tortosa）所说，sumak kawsay源自“全球边缘的社会边缘”。Buen Vivir（以下简称BV）是从几十年的土著斗争中生长而来的，尤其是当他们的斗争与农民、非洲后裔、环保主义者、学生、女性和青年等各类的社会变革议程相汇之后。在2008年厄瓜多尔宪法中，BV得以确立并 “将自己作为了集体建设新生活形式的契机”。BV不应作为孤立的干预措施，而应在一系列具有开创性的宪法创新的背景下进行，包括从多民族性方面对国家进行重新思考，从多元文化性方面对社会进行重新思考。经过改革的发展模式，其目标恰恰是实现BV。此外，所有这些创新都应被视为是文化多元的（multicultural)和多维认识论的（multiepistemic)，是嵌入在充分协商(negotiated）甚至常常冲突的政治建构过程中的。 土著的本体论或“世界观”（cosmovisions) 既没有线性的发展观，也没有“欠发达”（underdevelopment) 要去克服，也不是基于“稀缺性”或物质商品的首要地位。与之相反，BV旨在将一种不同的生活哲学引入社会视野。这使发展伦理（ethics of development)成为可能，即经济目标服从生态标准、人类尊严和社会正义。Buen Vivir式的发展寻求以新的方式阐明经济、环境、社会和文化，呼吁混合的社会和团结经济；它引入了社会和代际正义（intergenrational justice)议题，作为发展原则的空间；承认文化和性别差异，将跨文化性(interculturality)作为指导原则；并强调新的政治-经济关注点，比如如食物主权，自然资源控制权和人之于水的权利。
Buen Vivir是拉美提出的替代发展理想。图片来自Beatiful solutions
关于BV的许多讨论也可以用于宪法的另一个突出概念，即自然的权利。实际上，这两个方面是密切相关的。对于乌拉圭社会生态学家爱德华多·古迪纳斯而言，厄瓜多尔新宪法所承认的自然权利代表了前所未有的“以生物为中心的转变（bio-centric turn)”，摆脱了现代性中的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对于古迪纳斯来说，这一举动与种族主义世界观以及生态学原则都产生了共鸣。为自然赋予权利意味着，对自然的理解从将之作为被开发（exploit)的对象转变为将自然视为主体的观念。在这种观念中，自然权利的观念与人类的生存权密切相关。 对自然权利的认可与我要讨论的拉丁美洲变革的最后一个方面息息相关，即“相关性”(relationality) 的概念和实践。某些哲学、生物学和土著人民的叙述有一个有趣的交汇点，即认为生命需要从物质和能量的动力学中创造出形式（差异，形态发生）。在这些观点中，世界是一个多元的（pluriverse)，不断运动和变化的、人类和非人类相互交互关联的网络（web）。对比现代性的本体论，这些建构和实践就显得更加重要——现代性本体论假设包括：人类高于非人类（自然与文化的分离），某些人类高于其他人（西方/现代与其他/非现代之间的殖民鸿沟）；独立个体与社区的分离；相信客观知识、理性和科学是唯一有效的认识方式；“市场”作为自我调节的实体以及“经济”作为社会生活独立领域的文化建构。在这些本体论承诺的基础上，世界与知识的建构变成了一个“统一的世界”（universe)。这个统一的世界已经以社会自然的形式（socionatural forms)取得了一定的连续性，例如资本主义、国家、个体、工农业、宏观发展项目等等。 在这个意义上，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以及该大陆其他地区）的某些斗争可以被理解为本体论斗争。它们有潜力去根本性地挑战和颠覆自由秩序（liberal order)所依赖的霸权式的二元论（dualism) 。现代性的普遍性和同质性主旨总是宣称要试图驯服（tame)和清除（efface) 那些不同的、多元的世界。而通过关注本体论抗争（即当今世界中资源开发的众多冲突中，由不平等的相遇引起的冲突），可以使多元世界被看见，这构成特定的研究领域，Blaser称之为政治本体论。
Pluriverse是可能的。图片来自Beatiful Solutions
The End Of Globalization (As we knew it)
全球化的终结（正如我们都知道的那样）
女权主义地理学家J·K·吉布森-格雷厄姆（J. K. Gibson-Graham，1996）在她们的《资本主义的终结》（The End of Capitalism) 一书中呼吁我们想象一个时刻，即经济领域没有被资本主义自然而完全地占据。她们认为，资本主义占领经济的趋势，至少部分是政治经济学的学术理论在诸如发展和全球化研究等领域所培养的话语和思想习惯的产物。换句话说，我们的理论本身赋予资本主义以极大的支配力和“渗透”（penetrate)的能力，以至于我们无法看到实际上生活在社会生活中的经济差异的范围。 为了使经济从资本中心主义中解放出来，他们将其重新理论化为多样性的（diverse)，并将这种多样性转变为争取非资本主义主观性和世界替代性建设斗争的集结点(rallying point)。在我看来，各种全球化话语都发生了类似的事情。在这些话语中，无论是主流还是左派，所谓的“全球空间”都被视为自然而完全的社会自然生活（socialnatural life)的形式占据，而这种生活实际上是西方现代性的延伸。 无论多么有资格，这些话语中的全球化总是等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深化和普遍化。正如我在1995年所说的那样，与加拿大女权主义社会学家多萝西·史密斯（Dorothy Smith）的工作相呼应，这些论述反映了统治世界的人们所看到的世界观——一个自上而下的世界。他们部署了无所不在的权力机构来组织人们的看法和经验。 正如Blaser（2010）所说的那样，当前时刻可以看作是两种全球观（two visions of globality)之间的激烈斗争之一：第一，全球性（globality) , 其可被界定为更广泛意义的现代性（modernity writ large)，或者说作为多元世界的全球性。又或者，在作为统一的世界和多元的世界之间。第二，与其说是全球化（globalization)，不如描述为围绕地球作为一个生命整体而不断出现的行星化过程(planetarization)，而地球始终是从多种生物物理的(biophsical)、人类的和精神元素与关系中浮现出来的， 它们构成了多元世界。我们需要停止以过去几个世纪的各种对立二元主义（duralisms)来加重地球的负担，并承认寓居于地球之中的相互关联（interrelatedness)、开放和多元化。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需要从本体层面的设计（ontological design)或其他方面的世界和知识的设计出发，思考人类的实践。 多元世界研究(pluriversal studies)作为新兴的研究领域已经发现了不同的世界构成多元世界所采用的形式，却没有试图将它们简化为已知原则的表征（manifestations)。多元世界研究将集中于那些现代社会科学的认识论系统中不再容易适应的过程。这就是为什么不能将多元世界研究定义为与全球化研究相对的地方，也不能将其定义为补充研究，而需要将其概括为一个完全不同的智识和政治项目。世界、人类、文明、未来，甚至自然的任何一个概念都无法完全占据多元世界研究的空间。即使某种程度上建立在现代自然科学、人类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批判传统上，多元世界研究也将沿着自己的道路前进，因为它发现了那些被科学已经抹去的只是偏隘地呈现的世界和知识。为了使批判发展研究（critical development studies）适合这项任务，它需要一场比后发展所带来的改变更大的变革。